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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蜕变:从贫瘠县城到世界小商品之都


发布时间:2020-01-02 13:48:50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进入电商时代,零售从线下转到线上,尤其是阿里巴巴等电商巨头也能实现传统线下批发的功能,这让专业批发市场面临“落伍”危险,义乌必须求变。

进入电商时代,零售从线下转到线上,尤其是阿里巴巴等电商巨头也能实现传统线下批发的功能,这让专业批发市场面临“落伍”危险,义乌必须求变。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第五区,一进门,就有一个两层楼高的大屏幕,实时显示当日进入这个市场的人数,以及从义乌发往全球的快件数量。从服装、鞋帽,到五金、钟表,你生活中所需的各种“小小的”物品,可能都产自浙江中部的这座县城,或者经由这里中转到世界各地。

 

 

这座拥有7万个商位的国际商贸城,营业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呈“L”形,从一区到五区,如果靠一双腿走路,马不停蹄也得走大约两小时。在这偌大的市场,平均每天有21万人光顾,700万-800万个快件从这里出入。

 

换代升级到第四代的国际商贸城,和篁园市场、宾王市场三个批发市场,簇群组成了著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005年被联合国、世界银行与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鸡毛换糖”换出行业巨头

 

2016年,瑞士日内瓦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向全球162个成员国发布了《聚丙烯饮用吸管规范》ISO国际标准,这一标准主要的起草单位是一家义乌企业——双童吸管。这家年产值上亿元的公司是这个行业中的隐形冠军。

 

双童吸管一楼大厅建了一个吸管博物馆,陈列了700多种吸管,除了日常可见的普通吸管,还有可发声音的、可随温度变色的、配小风车的、带溶解仓方便孩子吃药的……公司创始人楼仲平对《财经》记者说,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产品是双童生产的。

 

楼仲平一家四代都是“货郎担”,家境贫寒。为了吃饱饭,他在14岁那年辍学,跟随父亲从义乌坐了1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了六七百里外的江西弋阳县,开始了手摇拨浪鼓的“鸡毛换糖”生意。

 

“鸡毛换糖”是义乌的发家史,也是整个义乌模式的缩影,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义乌土地贫瘠,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当地农民在农闲时节把饴糖和生姜糖加工成糖块,一副扁担挑在肩上,手里摇着拨浪鼓,沿街叫卖,换来的鸡毛用来肥田。“鸡毛换糖”是一句吆喝,从义乌的角度,更应该叫“糖换鸡毛”。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在演化过程中,货郎担的糖担里逐渐增加了针线、发夹、手帕之类的日用小商品。

 

1979年,楼仲平头一次去江西“鸡毛换糖”的那个春节,翻山越岭,磨破了脚,换回2000多斤鸡毛,赚到60多元钱。这60多元钱,意味着他不用再日复一日地吃酸臭的烂红薯裹腹。往后的十几年,他换过20多个行当,收过废品,摆过地摊,卖过牙刷、菜刀、打火机,做过服装批发……每个行当都没有坚持多久,也没能发家致富。

 

楼仲平

 

在他离开家乡的这些年里,义乌正在自发走向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前后,专为在外行走的货郞担配货的小摊贩,开始在义乌廿三里镇和稠城镇聚集,逐渐形成小商品市场的雏形。

 

有关部门投资9000元,在旧城中心的湖清门沿街露天铺设700个水泥板摊位。1982年9月,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正式开放,成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商品主要销往义乌周边县市。到1984年,这个市场的成交额达2321万元。

 

经过十年发展,到了199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更新换代到第四代,设置的新摊位达7100个,是十年前第一代市场的十倍,再加上老摊位,一共接近1.4万个,即便如此规模,仍满足不了市场需求,最后通过抽签、公证分配摊位。

 

就在这一年,楼仲平回到义乌,决定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一门营生,不轻易放弃。他倾尽所有,在市场上租了一个日用百货摊位,开始从事塑料制品的批发生意。这一次,他坚守了两年,小有收获。就在这时,楼仲平决定从前端销售转移到后端生产,创办双童吸管,开始从事吸管的研发和生产。

 

这一举动,是当时一批商户集体转型的缩影。当时,义乌政府号召经营户依托市场发展小商品加工生产,称为“前店后厂、贸工联动”。

 

和双童吸管同一时期诞生的,还有日后驰名全国的浪莎袜业,同样也是从摆地摊开始的华丽转身。翁氏三兄弟翁关荣、翁荣金、翁荣弟,花了十年时间代理一个广东袜子品牌,积累行业经验,在1995年转型到了生产端,创办了义乌浪莎针织有限公司。90年代末的电视广告让这个品牌辐射全国,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吸管、袜子、内衣、饰品,看起来是小产业,背后连接着大市场。浪莎在中国主流媒体投放几千万元广告费打品牌,同时建立配套、健全的营销网络,很快成为国内的“袜业大王”,市场占有率超过30%。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翁荣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2018年浪莎集团整体营收约11亿至12亿元。去除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四川浪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内衣为主)3.88亿元的营收,去年以袜子为主的部分大约有8亿元营收。

 

国际化的苦与甜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化成为大势所趋,义乌的企业纷纷加码出口业务。从2002年开始,浪莎和沃尔玛合作,生产的棉袜、丝袜等产品进入了沃尔玛的全球销售体系。但是这样的“出海”,是被动的,能出去的只有产品,没有品牌。

 

和义乌的大多数企业一样,浪莎主要以代加工贴牌的方式“出海”。“只赚一点点加工费。”翁荣弟说。浪莎没有议价能力,采购方一压价,它就没得赚。2007年时,由于沃尔玛订价过低,浪莎决定暂停合作。

 

这是义乌乃至全国制造业的集体痛点,义乌小商品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使得这种痛楚更加深刻。楼仲平回忆道,从1997年开始做出口,到2003年,公司90%以上的订单都是代加工,且极度依赖大客户,沃尔玛等五大客户在整体订单中占比超过70%。“客户每次下单必然要降价,这些大客户的供应商太多,如果我们不降价,就拿不到订单。”楼仲平说,“当时营收3000万元左右,利润连200万元都不到。”

 

痛定思痛,他决定抛弃这种以销售增长来填补利润下滑的不健康发展,重新把重点转回国内,采取“小客户”原则。小客户,就是咖啡馆、高级酒店、果汁连锁店等等过去无人关注的客户。他规定,每个客户的订货数量不超过生产总量的3%。2005年,公司内销和出口份额达到1∶1左右;2015年,内销占65%,出口只有35%。

 

分散客户风险的同时,楼仲平开始潜心研究高端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一根普通的吸管售价不到1分钱,双童不愿永远停留在产业链低端。考虑到潜在的环保问题可能对企业带来的影响,2006年,双童研发出可降解吸管,但成本高售价贵,沉寂了十多年。直到去年限塑风潮席卷全球,星巴克、麦当劳、Costa等连锁餐饮企业纷纷加入,双童的可降解吸管终于迎来春天。“2018年一个月卖出的可降解吸管比过去十几年加起来都多。”楼仲平说。

 

随着高端产品销量增长,双童考虑重新发力海外市场。2018年出口的比例已经回升至四成,其中有一部分是自有品牌。

 

义乌这片土地仍牢牢吸引着沃尔玛、麦德龙等20多家跨国零售集团和30多家国内知名连锁超市常驻采购,目前一共有7500多家外资主体,其中有2160多家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约占全国的70%。

 

在这个相当国际化的县城,每年来采购的境外客商超过50万人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多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商品出口到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义乌国际商贸城

 

虽然义乌非常开放包容,但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外商难免遇到困难和摩擦。当地鸡鸣山社区聘请了来自伊朗的哈米(Hamid-Dehghani)扮演“外国老娘舅”(调解人)的角色,还特别在社区为他设了工作室。

 

在中国生活了16年的哈米中文非常流利,2007年,他在义乌开设了首家由外商创办并拥有进出口权的外贸公司,目前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设了分公司。

 

为了完善国际客流和物流服务,哈米来到义乌的那一年,义乌机场开通了第一条飞往香港的国际航线,目前这个机场覆盖的国际直航城市包括香港、台北、泰国曼谷、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

 

在出口方面,义乌在2014年开通了义新欧班列,从义乌出发,抵达终点马德里,全程1.3万公里。据义乌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义新欧”中欧班列进出口总值达45.1亿元,同比增长8%,其中进口9.8亿元,同比增长39.1%。

 

不过,绝大多数的出口还是通过海运。货物从义乌港出发,通过义乌海关,上高速公路,6小时后到达宁波港,直接上船,无需二次通关。

 

义乌的物流运输养活了一批配套服务的企业。自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全国乃至全球出名,1994年,骆华文辞去在当地一所学校的行政职位,开始做配套服务的生意。一开始他运的是人,后来变成了运货。

 

“一开始做汽车租赁公司,租给来义乌进货的国内客商,他们去义乌周边考察工厂、作坊,看货验货,都需要用车。”骆华文对《财经》记者说,随着车辆普及,他估计到生意会受影响,于是在2000年关闭了这家公司,改做物流运输,现在的身份是义乌市臻皓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有为而治”的义乌政府

 

双童吸管发展起来后,楼仲平曾经考虑过去外地办分厂,最终作罢。“小商品如果离开义乌,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就不会好。物流、信息流、客流,是一个大流通的环境,我们这些企业都是因义乌而生。”他说,义乌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聚集全球客商。在这里,大家是有鸡毛换糖——信息互换意识的行商,而不是只看到家门口生意的坐商。

 

在杨志文的观察中,很普通的人在义乌这片土地上都有可能成长为大企业家。“因为交易频繁,商业信息集聚,广告、策划、品牌宣传、物流、资金融通这些商业应有尽有。”

 

杨志文表示,义乌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相比温州的“无为而治”激发民间活力,义乌采取的是“有为而治”。

 

商贸业的持久繁荣,离不开产业支撑。杨志文等人所著《见证义乌》一书中记载,义乌小商品市场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孤立建设和发展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浙江省乃至全国同类市场不断涌现,当时义乌市场自身缺乏产业支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义乌政府提出“引商转工”、“工商联动”的发展策略,引导商业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发展优势明显、与市场关联度高的产业,逐渐形成饰品、袜业、拉链、服装、玩具、文化用品、五金等产业集群,与小商品市场紧密联动。

 

政府有序引导的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的发展目标。2000年以后,根据小商品贸易日益国际化等实际情况的变化,义乌政府逐步明确了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发展方向。到了2008年,进一步明确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国际性商贸名城”的发展目标。

 

政府在大框架上制定方向,微观层面依然交给市场主体。“政府介入市场的程度,义乌把控得比较好,没有放得太开或管得太死。”杨志文说。

 

此外,产业发展的连续性也非常重要。令人欣慰的是,义乌没有出现一些地方“一届党委一套思路、一届政府一个战略”的情况。这几十年来,义乌的发展主线就是“富民强市”,历届党委、政府在继承和创新上比较理性,基本没有做无谓的消耗,尽管各个发展阶段的工作重心不同,但确立“兴商建县”的总体发展战略至今不变。

 

电商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进入电商时代,义乌面临新的考验。零售从线下转到线上,专业批发市场也有了“落伍”的危险。近十年来,互联网经济爆发、各种商业新模式不断涌现,尤其是阿里巴巴等电商巨头也能实现传统线下批发的功能,义乌必须求变。

 

2012年,义乌把原中国小商品城网改版升级,命名为“义乌购”,定位为服务实体市场,将7万网上商铺与实体商铺一一对应绑定,在网站上提供市场地图、商业资讯、论坛、巨便宜等主功能板块,辅以求购、转租转让、投诉处理、经侦平台、担保交易、展会等服务,还有3D实景商铺展示功能。

 

2013年,义乌购B2R(Business to Retailer,即商家或厂家直接与终端零售商对接)项目落地,义乌购斥资1000万元在北京建立仓储基地,让遍布全国的各地小商品终端批发商以最快的速度批到厂家货物,减少中间商赚差价,打造B2R商业模式。

 

这让线下的传统市场产生一丝危机感。两年前有媒体报道,根据“义乌购”从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的数据,义乌商贸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最主要的市场簇群)平均每个月有1039个店铺关闭,2016年前八个月店铺总数比两年前减少了8000家。其后义乌购总经理王建军解释称,“严格意义来说,关闭的8000家是经营主体,而不是商位数。”

 

2012年,义乌把原中国小商品城网改版升级,命名为“义乌购”

 

“电商对商贸城确实存在冲击,优胜劣汰,这跟整个大环境是一致的。”杨志文说,市场总是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对义乌市场来说,最重要的是保证综合配套的服务能力,促进交易的完成。只要效率高、市场主体聚集,义乌对渠道的控制力以及在整个供应链中的地位就不会变。

 

电商和视频网站的兴起,催生了网红直播带货这一新兴产业。在距离义乌商贸城大约2.2公里的北下朱村,大约有4400家持营业执照的市场主体,其中70%-80%都在做直播卖货。

 

村委会旁边的菜市场二楼是一个大型的直播基地,其中入驻的一家名为“义乌红播会”公司的总经理何岩萍对《财经》记者表示,公司旗下有十几名全职主播,以85后居多,他们本身就是商家,原本也不需要一天8小时地盯着生意,空闲时间就可以做直播。老板和老板娘们学会了直播,就不用坐等客户,即便做批发,也可以向客户展示直播的效果。

 

这一举措,和义乌政府当初对小商品市场的扶持如出一辙——义乌政府严厉抑制和打击不经商者控制摊位使用权、轮番加价转租的“炒摊”行为,避免由于商位价格的无序上涨导致商务成本过快上升,以确保市场有序发展。

 

目前,北下朱村正在注册一个“义乌市福田社交电商协会”,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办一届网红直播比赛,帮助商户对接优质资源。

(责任编辑:陈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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