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方正出版社（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管主办的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唯一专业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已经发行。
该书采访了40位中央纪委机关离退休老同志。这40位老同志，曾有多人办理过大案要案。有媒体梳理出了这些老同志办理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和刘少奇冤案平反等案件的细节。
“两案”审理：“处理方针是教育挽救大多数，打击惩处极少数”
许毅出生于1927年，1979年2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曾办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也称“两案”），后调入中央纪委六室工作，1989年12月离休。
许毅回忆，1979年春，中央成立了“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组长是时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许毅所在的审批组主要负责副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处分审批。“这项任务工作量很大，人很多，所以又分了六个小组。我是负责西南、西北的，有的时候也参加其他组的审理。”
许毅称，他到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接收案件材料，林彪案的材料在公安部，“四人帮”案的材料在中央办公厅。清点工作花了一段时间，交接清楚以后拉回到“两案”办，大概有好几十箱，全由自己搬运。各省市报来的案件材料很多，我们就到机场接人、接材料，将大包大包的材料背回来，起早贪黑忙碌不堪，十分劳累。
开始，参加“两案”工作的就几个人，人手非常紧张，办公条件也很艰苦。许毅称，当时党中央和中纪委对“两案”审理的处理方针是教育挽救大多数，打击惩处极少数。胡耀邦同志也讲，“两案”处理的同志，不要单纯从一个方面来看他的错误或者罪行，要从整个历史背景来看他到底犯的什么错误，这些错误是什么性质。
“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准确把握政策，尽量少判刑，纪律处分、批评教育大多数。当然最根本的精神是实事求是，这一点很重要。不能办冤假错案，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分恰当、手续完备。文书材料调查人员都要亲笔签名，领导审批，所以必须严肃认真，因为这不仅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许毅称，处理“两案”，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分清是非，有着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把党内颠倒的东西扭转过来，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
刘少奇冤案平反：“陈云的批示十分关键”
出生于1927年的杨攸箴，1955年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回到机关，1994年从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岗位上退下来。他曾参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昭雪。
杨攸箴称，1979年，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讨论决定将“抓紧处理积压案件，做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作为中纪委恢复重建后的三项重要工作之一。其中，刘少奇案无疑是影响最大、难度最高的。
“提出平反刘少奇冤案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杨攸箴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老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但刘少奇案影响太大，牵扯面太广，涉及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会上没有提出为刘少奇平反，会议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79年2月初，时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理刘少奇一案。胡耀邦将信转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阅。同年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来信上批示请中纪委、中组部合作査清刘少奇一案。“这个批示对平反工作是十分关键的，如果没有他的批示，那这个案子就启动不了，复查就启动不了。这就说明案件的复查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是中央决定的。”杨攸箴说。
1979年4月，由中纪委牵头成立刘少奇专案复查组，并从中组部、军队和其他国家机关抽调了一些人，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直接领导复查。杨攸箴回忆，王鹤寿召集复查组同志开会，讲了两点，第一点是实事求是，不带框框，进行认真调查，把问题搞清楚；第二点是对其他一些可疑的问题也要搞清楚。
经过半年多的周密调查、反复核对材料，强加给刘少奇的罪行被逐条否定。1979年11月，复查组向中央提交了详尽确凿的复查报告。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不久，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陈云专程从杭州赶回北京参加。
（责任编辑：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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