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幸福感持续下降
发布时间：2017-05-09 11:38:17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幸福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由经济状况单独决定的，也跟特定人群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
幸福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由经济状况单独决定的，也跟特定人群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美国面临的以下社会危机可能导致了导致美国人的幸福感持续下降：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下降、对立、仇恨情绪加剧和教育制度的恶化。
美国人的幸福感持续下降
为了庆祝国际幸福日，联合国在3月20日发布了《2017年全球幸福报告》。挪威荣登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紧接着是丹麦、冰岛、瑞士和芬兰。荷兰排名第六，瑞典排名第十。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趋势：排名靠前的国家大多数是北欧国家。
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该报告其中的一位作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解释说：“这些北欧邻国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创造幸福。”“所有这些国家为民众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福利，包括医保、教育、子女抚养和产假等。这些国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美国在《2017年全球幸福报告》中排名第14，比去年又下降了一位。虽然排名没有出现大幅下滑，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感却一直呈下降趋势。杰弗里·萨克斯指出，2007年美国在23个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当中排名第3；而到了2016年，在34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中的排名下降到了第19位。
美国作为头号的超级大国、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为什么国民的幸福感会持续下降呢？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伊斯特林悖论”——有钱不一定幸福
传统的假设认为一个国家的GDP越高，其国民就越幸福。然而在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就提出，这种观点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至少对美国来说这一结论就不成立。在题为《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实验性证据》的论文中，伊斯特林对与幸福相关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虽然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然而国民的幸福感却停滞不前。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
虽然伊斯特林的研究在1974年就发表了，但是国际社会在最近这几年才开始重视幸福感这个问题。第一份《全球幸福报告》在2012年才发表，至今仍有少数国家把幸福感和一个国家的GDP直接挂钩。幸福感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由经济状况单独决定的，也跟特定人群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2017全球幸福报告》中列举了六个和国民幸福感相关的因素：人均GDP、人均寿命、社会保障、社会自由度、社会的包容性和腐败程度，后四个因素都属于社会因素。
对于美国人幸福感持续下降这个问题，杰弗里·萨克斯解释说：“我认为人们普遍感受到在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焦虑感，如不平等现象增加、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在减少，许多与幸福相关的决定因素都在恶化。” 换句话说美国人的幸福感下降是由社会危机所引起的。
美国面临的社会危机
导致美国人幸福感下降的社会危机有如下这些：
1、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如今，在美国金钱对政治选举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难以控制的程度。2010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选举委员会中基本上取消了个人和企业的政治捐款上限，称尽管法律对候选人接受的直接捐款设置了上限，但对间接捐款没有上限。然后就出现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大选期间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无限制的接受政治捐款，用于支持候选人。基本上委员会不能直接和候选人合作，但这条规定明显无效。捐款本应该用在一些项目、发放薪酬甚至医保上，这与企业有所不同，但通常75%的捐款都用于大选宣传上，如电邮、广播、电视以及网络广告上。萨克斯指出：“一般一次联邦大选就要花费至少70亿美元的选举经费，而且公司花在游说上的间接的选举经费更是高达几十亿美元。”
但大部分政治捐款来自小部分人群。实际上根据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不到0.25%的民众贡献了2/3的政治捐款。并且仅有3.2万人或是0.01%的总人口就捐了10亿美元，几乎占到2014年政治捐款总额的30%。这就会让美国民众觉得政府是为富人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服务的。
政治学家马丁·季伦思（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奇在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说：“美国人民的确能够享受到很多的民主权力，例如普选、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一系列广泛的公民权力。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决策权被强大的商业团体和极少数的有权势的美国人控制，那么美国口口声声所宣传的民主社会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2016年4月12日，美国民众连续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广场举行示威和静坐，最多时达数千人，高呼“金钱滚出政治”等口号，抗议美国的“金钱政治”，要求国会采取行动结束政治腐败并确保选举自由公正。警方在3天里逮捕了700多名抗议民众。抗议行动再次拷问美国“钱主政治”的现实。
2、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越来越少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精英阶层利用减税、金融自由化和其他方法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且这种精英的统治正越来越强化了，已经超出了想象。30年以后，美国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少数极富有的美国人的财富超过了大多数贫穷人的财富的总和。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而且这种趋势在金钱决定政治决策的氛围下会一直持续下去。
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的直接后果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Angus Deaton)和凯西(Anne Casey) 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从 1999到2013年，45岁到54的中年白人男性的死亡率是增加的，尤其是在教育程度低的人当中更为严重。他们的死因主要是自杀、药物中毒和酒精导致的肝病。因为美国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向下沦落到底层，而越来越多底层工人陷入生活困境。知名经济学者Branko Milanovic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全球不平等》，他的研究证据显示，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阶级的收入增加（尤其中国），让全球最富有的顶端阶层更富有，导致工业化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中产阶级严重消失。
3、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下降
据美联社（AP）2013年12月1日的报道，美联社与捷孚凯行销研究顾问公司（AP-GfK）11月进行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发现，全美境内仅有1/3美国人认为，自己身边大多数人可信，比如银行信用卡办事员、司机或者旅游偶遇的陌生人。相比1972年的数据，相信他人的美国人数量下降了一半左右。40年前，大约2/3的美国人认为，在人际交往中，不用太过小心。
有分析认为过去50年以来的移民潮，导致大量的外国人涌入了美国，由于缺乏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在下降。研究表明在美国种族越多样性的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就会越高。然而在其他国家却并未出现这一现象，这就会使人认为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尽管如此，美国本地人的之间的信任感也在迅速下降。
美国人之间的社会信任感下降将给政治社会科学家造成困扰。信任感较强的社会更容易达成妥协或合作，使民众更容易为了共同利益合作，还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民众彼此间的不信任则会滋生腐败，至少可能浪费大量精力，比如人们需要应对改变，因怀疑需要起草大量契约或建立封闭式社区。
4、911事件的后遗症——对立、仇恨情绪加剧
911事件过后，美国政府不是去呼吁一个团结的社会，而是展现出人性深处的阴暗面，掀起“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机场的过分安保、恐怖主义预警，而且政府经常在海外的活动问题上和监控问题上对民众撒谎。这些都加重了这种对立的情绪。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的获胜更加加剧了这种敌对情绪，因为特朗普主张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仇外并奉行孤立主义，这表了很多美国人的价值观。
5.教育制度的恶化
技术的迅速进步使得教育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新技术要求有更高的技能。然而，不幸的是，今天的美国年轻人上大学更加地困难。大学的学费在持续上涨，而学生的补助却在减少。结果就是学生的贷款数量高达1万亿美元，那些不能完成学业的美国年轻人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未来。
缺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又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有直接的关系。美国人在政治上的分化越来越体现在学历上的分化——有大学学位的人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例如，在去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每52个人中就有42个人把票投给了希拉里·克林顿。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把票投给特朗普的比例也与此类似。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的政策使得那些支持者更加被边缘化。
特朗普上台美国社会危机可能加剧
尽管这些社会因素使得美国人民的幸福感在持续下降，美国的政治家们却不愿意面对或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他们的眼里只有经济增长，共和党的政策只能确保极少数美国富人的财富增长，这就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人民的幸福感还会持续降低。萨克斯指出：“白宫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在围绕着提高经济增长率打转，好像只要提高了经济增率就可以治愈美国不断加剧的社会分化。”
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使得这些社会危机的解决变得更加地渺茫。特朗普上任头两周出台的治国理政宏大计划，如大幅修改或全面推翻奥巴马政府制定的“平价医保法案”，修改“多德-弗兰克法”即金融监管法，大幅扩充军备、升级核武器、增加军费等都涉及联邦政府预算的调整和广大选民和企业的切身利益。在变革中寻求各阶层利益平衡和各行各业的和谐协调发展面临重重困难。通过国会修改现有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党派之间、利益集团之间、不同阶层选民之间的激烈利益碰撞。特朗普激进强悍的行事模式更会加剧矛盾的激化，引发政治动荡和对立。新国会刚开始运行，两党就因特朗普发布“难民和穆斯林入境禁令”等问题相互攻讦，互不相让。因民主党人抵制，特朗普政府一些候任部长因得不到参议院及时通过不能上任工作，政府施政效力受到负面影响。
特朗普政府扩充军备、增加军费计划必然加剧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困难，挤压民生福利和经济发展开支。叫停“平价医保法案”容易，制定新法充满挑战。对不同群体公民医保待遇的调整涉及千家万户，出台切实可行的具体计划将考验特朗普政府的智慧和执政地位。打着反恐旗号，为确保绝对安全，实施极端移民限制政策，将阻碍人才、劳动力和智力的引进，损害国家科技和产业中长期发展。给企业减税涉及国会对现有税法的修改，小修小改也许易行，但特朗普的大修大改激进计划风险巨大，财政预算赤字大幅攀升会危及经济、金融稳定。两党之间和政治人物之间的恶斗向经济、民生等领域蔓延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政治和社会动荡。
萨克斯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失职，商业中到处都是欺诈，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整天提心吊胆，我们怎么会觉得幸福呢？如果政府还要削减富人的税率，把2000万人踢出社保的范围，那么这样的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
（责任编辑：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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